试论侨批对客家文化的影响
梅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 邓 锐
侨批指的是侨信，是一种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将钱款和货物连带家书捎回故乡的特殊“汇款凭证”。侨批的历史之长，规模之大，文化色彩之浓郁,令世人惊叹。那么侨批对客家文化的影响如何呢?
一、 客家文化与中国文化
客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是具有显著特性的汉族民系。客家先民在漫长的五次大迁徙历程中，从黄河流域辗转迁徙至南方山区并扎根，客家人兼收并蓄，形成独具特质的客家文化。客家文化是客家群体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和改造生存条件而创造出来的全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
由于政治经济和其他原因，客家人在梅州繁衍发展后，不少梅州人又飘洋过海移居海外。在与海外频繁而密切的交流与交往中，在海外的居住地的独立和建设过程中，梅州人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保持客家文化的特性，与海外特定环境中形成的大量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思想意识、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和文化碰撞、融合、沉淀，互相交融渗透，逐渐形成内涵丰富、独具特色、民风开放的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华侨文化。
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华侨文化属于与政治、经济相对应的文化，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它具有较强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先进性；是海外华侨华人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理想人格、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精神因素的集中体现；是海外华侨华人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逐渐形成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也是其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体现。梅州侨批深受客家文化的影响，烙上了客家文化的痕迹；梅州侨批反过来又影响客家文化，丰富和发展了客家文化。
二、侨批体现了客家的“孝”文化
侨批表现在华侨通过侨批赡养家眷的人伦做法，它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优秀的“孝”字文化。
（一）侨批体现了客家人的爱国爱乡之情
侨批不仅表现在具有文献档案的研究价值，而且表现在华侨勤俭节约，是高度的储蓄率的表现，以及华侨通过侨批和水客这一载体，所承载的华侨对祖国的热爱之情。笔者认为，如果没有水客的努力，没有侨批的作用，中国的独立、革命和建设，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支持革命，梅州的社会经济也会受到影响。
1.利用侨批推翻帝制，保家卫国。在国难当头时，不少华侨利用侨批的渠道，用侨汇保家卫国。
一是利用侨批渠道捐资，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时，不少华侨利用侨批的渠道，用侨汇支持革命。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率客家人姚雨平等到南洋宣传革命时，客家人张弼士、姚德胜、张榕轩、张耀轩、梁映堂、梁密庵、谢梦池、谢逸桥、谢良牧、邓树南、
二是当日本入侵中国时，客家人纷纷利用侨批渠道发动捐资抗战。丰顺人丁培伦、丁培慈赴南洋宣传购机募款，共募得各地侨胞捐款80余万，大埔华侨林师万、五华县旅马来西亚华侨李桂和、印尼雅加达中华总商会主席丘元荣等都慷慨捐资。从抗战开始到1940年，仅梅县华侨就捐款总计国币734350元，大米2400多包， 以及枪支弹药一大批。
三是建国初期，为了保卫新中国，中国政府出兵支援朝鲜人民反击美军，梅县侨联“抗美援朝”小组进行华侨号飞机捐献运动，其中9个重点侨区合计捐献2.8亿多元（指旧币，下同），水客方面认募2.35亿多元。
2.利用侨批办好公益事业和文教事业。华侨在利用侨批的渠道，用侨汇大兴义举赈灾救灾，支持社会公益。1894年以来，嘉应州接连遇灾，米价腾飞，南洋华侨立即从暹罗、安南、缅甸利用侨汇购买和运回大米，平价出售，遏止了米价的上涨。清末，嘉应州连年遭灾，伍佐南与其父在海外购买了大批大米运回家乡平粜赈济。1895年，马来亚的李步南捐款数千银元给家乡松口赈济灾荒。1900年，黄河决口成灾，张弼士深为祖国人民遭此大难而担忧，回南洋以后募捐了百万银款，急汇回国。1948年，泰国客属总会购买暹罗米运回梅县赈济灾民。
从清光绪年间起，梅州华侨开始将部分侨汇投入教育，重点侨乡县80%以上的中、小学校均是海外侨胞捐资创办的。1901年，梅县籍华侨梁建勋在程江独资兴办“建勋学校”。1902年，梅县南口潘姓华侨集资创办了安仁小学。1893年梅县籍的印尼华侨丘燮亭，投资兴建私塾学堂“时习轩”，接着又捐银元3万余元，1905年，丘燮亭捐大洋1.3万元兴建丙村三堡学堂（现在丙村中学的前身）。同时他还创建永捷高等小学。1913年，丘燮亭又与叶子彬等合资在梅州城创办私立东山中学。1924年创立的嘉应大学，以及40年代创办的南华学院，都是在华侨熊幼霖、丘元荣、杨溢舜、李其硅、龚子宏、林师万、陈南康、潘敬亭、罗运延、李秀英等乡贤赞助下兴办起来的。据1936年统计，由于华侨利用侨批侨汇的作用，梅州小学增至2621所，中学增至34所。
从清朝到“文革”前，梅州市的许多较大型的项目或公共福利事业，都是由华侨捐助的。他们在家乡兴建医院，为家乡人民防病治病。清末，梅县的育婴堂就是华侨捐资兴办的。建国后，广大华侨、华裔(包括港澳同胞)更加热心捐款兴办医院、捐赠先进的医疗设备，赠送救护车等。梅县的梅江桥、锦江桥、梅东桥、松口中山公园、区内的中、小学校、农村的桥梁道路、农田水利设施等等比较大型的公共福利事业也主要是华侨捐资兴建。
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海外侨胞捐资家乡各项建设事业盛况空前，捐助项目从水利水电、购置农业机械、车辆、造桥修路、发展养殖，到文、教、卫、体等。其中捐资兴建学校教学大楼、宿舍、科学馆、图书馆，购置教学仪器设备，设立奖学基金等的热潮经久不息。
旅居海外的侨胞对家乡、对家乡的亲人有着不可割舍的情感，他们身居海外不能在家尽忠尽孝，那么他们只能在海外努力多挣钱，将钱托人或者邮寄回家乡，建设家园，赡养家人，弥补心灵上的思念，发展了梅州的文化事业。1933年，旅印尼侨胞杨陶谷在他寄给其兄杨登谷的侨批中说：“酬神演戏已写定外江新天彩戏五本半每本价银70元……”第二封又说：“外江新天彩班一连演唱三本……”。以上两封梅州侨批可以看出不仅是海外侨胞赡养留在故乡的父母、妻儿的义务，还可以看出海外侨胞对于汉剧的热爱和了解，正是由于他们的关注与支持，热爱汉剧的观众不断增加，汉剧得于发展，成为“南国牡丹”。
（二）侨批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了社会的稳定，提高了孝文化的作用。
长期以来，旅居海外的客家人对中国的孝道很熟悉，因此他们充分发挥侨批的作用，将孝这一中国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融入到侨批中，每份侨批都带来语言上的关心和经济上的支持，据《梅县要览》记载：梅县在30年代的10年间，每年从海外汇人的侨汇达1500万元至2000万元(指旧币)，最高的1940年达3000万元。由于海外侨汇源源不断地汇入侨乡的各家各户，所以广大侨眷的生活比较稳定。建国后，海外侨胞通过各种渠道汇寄钱物，接济家庭，所以，侨汇仍是侨乡经济的重要生活来源，1952年梅州侨汇达485万美元，1957年达563万元。在梅州侨乡的婚丧嫁娶，盖房置地，样样都离不开侨汇。侨批不仅起到了海外侨胞赡养留在故乡的父母、妻儿的义务，成了国内侨眷的生命线；侨批不仅推动了金银兑换业的发展，也推动了私人银行的产生和发展，促进了国有银行业的诞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侨批又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在国家陷于困境的时代，侨批起到了“强心剂”的作用；在国家建设的年代，侨批又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侨批对客家文化的影响
梅州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海外侨胞通过侨批这个平台，对家乡的文化影响巨大，其中最大的影响就是观念上的影响，形成了一种主动的、开放的、学习的、接纳的思维，具开拓性、开放性、包容性、主动性和自信、创新，凸显出侨乡文化形成的历史底蕴和民族特性。梅州的侨乡文化在中国侨乡文化研究领域具有独特性：海外华侨多，在乡侨眷、侨属也多；侨汇、侨资多，物质生活水平较高；工商、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与海外联系频繁，容易接受和传播海外新观念、新技术等。
客家文化孕育了华侨文化，华侨文化是客家文化的延伸和发展。华侨文化不仅表现在广为传诵、纪念与弘扬爱国侨领罗芳伯、谢枢泗、张弼士、张榕轩、张耀轩、邓树南、徐统雄等侨领的事迹和精神上；表现在梅州城镇和乡村的市政建设上；表现在随处可见的纯欧陆风情或中西合璧的别墅、洋楼上；表现在华侨为了“广启民智”而捐资兴建的，至今仍在教化乡梓百姓的学校、图书馆、档案馆上；而且还表现在华侨兴办的集旅游修闲于一体，独具华侨文化的旅游景点上。
在市政建设上，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华侨文化一直都在影响梅州，梅州著名侨乡镇的市政建设，均具有华侨文化特色，其中较为有名的是市政工程是建于1932年，全长
同时,一座座如虹飞架梅江的桥梁成为梅州的一个特色，仅梅州城区，就有梅江桥、东山大桥、嘉应大桥、剑英纪念大桥、宪梓大桥、德龙大桥、秀兰大桥等等，这一座座造型各异，各有特色的大桥都是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独资或集资先后建造而成，凝结着海外侨胞热爱桑梓的血脉情怀，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华侨文化的华侨史册。
在客家民居建筑的风格和形式上，一直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客家民居建筑有圆寨、围龙屋、走马楼、四角楼等，围龙屋最具代表性的房屋，是一种富有中原特色的典型客家民居建筑。随着海外华侨的融合和改进，时至今日，梅州广大城乡留存许多内涵丰富的华侨人文史迹，如位于梅县白宫镇新联村，被称作“华侨文化的典范之作”的莲芳楼，其外表是西洋风格，屋内却是“三堂四横”的殿堂式围龙屋，屋内的走廊柱子和楼梯地面的装饰，全是龙凤、牡丹等汉民族的图案。这些中西合璧的民居建筑，为梅州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穿戴上，昔日梅州城乡曾流行一种帽子称“荷兰帽”，是从印尼传过来的，因印尼曾是荷兰的殖民地，梅州市旅居印尼的华侨最早、最多。西装、圆角翻领衬衫、夏威夷短袖平角翻领衫等，也丰富过梅州山区人的衣着文化。
在语言上，许多外国语言融入了客家话中，如称领带为“拉西”，打球为“打波”，公共汽车为“巴士”，出租小汽车为“的士”，饼干为“罗帝”，皮箱为“甲必”，干活为“做巴力”，说快为“飞捋史”，客家话的打帮为“捣郎么，邦晒有”的“捣郎”等等。
由此可见，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华侨文化在对梅州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影响巨大，它既体现了梅州客家文化的个性，也创造了梅州客家文化的多样性。
四、侨批推动了梅州各项事业的发展，对侨乡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860年汕头开埠后，梅州华侨沾地利之先，开办了不少近代工业企业，采用当时最为先进的近代工业生产工艺和管理模式。抗战爆发后，边区又创办了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工业企业。侨批不仅促进梅州经济发展，而且为中国的经济发（下转48页）（上接38页）展起到一定作用。19世纪末，张弼士投资300多万银元，购地千亩，引进欧美葡萄良种，进行栽植，酿造出“金奖白兰地”和“味美思”等名酒，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用科学方法酿制优质葡萄酒的途径。1915年，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张弼士带着自己公司酿造的三种酒参展，结果一举获得金质奖章，现在中国出口的金奖白兰地就是张弼士的杰作。1910年起，他又先后在广州创办省城亚通机器制造厂、雷州机械火犁厂等，开创了海外华侨在内陆投资的先河。此外，他还在广州、雷州、惠州、佛山创办种植业。他投巨资修建广三（广州至三水）和粤汉（广东至武汉）铁路。张榕轩兄弟回国建设潮汕铁路，它南起汕头，北止潮州，全长
转载：《广东档案》2012第1期 第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