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

朱德

石正天主教堂——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旧址

1929年11月1日，红四军前委在平远县石正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后给粤省委转中共中央的报告

●杨旭辉

提要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进军闽西，连续与敌打仗，一路突围，忽视和缺乏对官兵的思想教育，另领导人之间在军队建设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有了发展和滋长。1929年10月，红四军出击东江未能实现预期目标，部队思想混乱，士气低迷，此时红四军面临着巨大的危险。1929年11月1日，红四军由梅县撤退到平远石正，在此关键时刻，陈毅当晚在石正紧急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全面传达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并以九月来信精神为指针总结出击东江的经验教训，酝酿纠正红四军军内各种错误思想。会议形成的《前委报告》原件现存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是红四军当年出击东江唯一前委报告，“报告”是现有史料中最早明确记载红四军贯彻执行“九月来信”精神内容的。前委石正扩大会议对一个月以后古田会议的召开影响深远，是古田会议的酝酿筹备，是红四军探索“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质变起点。

1 红四军前委石正扩大会议形成的报告最早明确记载贯彻执行“九月来信”精神

红四军前委石正扩大会议形成的《前委报告》原件，现存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1982年，闽粤赣边党史专家组会同广东省档案馆，前往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查找到该原件，同时发现此件是红四军当年出击东江唯一的“前委报告”。同年“前委报告”编入广东省档案馆出版的《中共东江特委档案选编》中，省委党史研究室与省档案馆专门备注：据此报告的内容和写作时间分析，应是平远石正召开会议所形成的红四军前委报告。目前，“前委报告”均可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及井冈山纪念馆和古田纪念馆所出版的红四军文献资料中找到。

前委石正扩大会议也是红四军首次提到贯彻执行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的会议，1929年11月1日《前委报告》称“中央的文件（指中央九月来信）对四军工作的指示，此间，已令陈毅同志在前委扩大会中报告，一一执行”。在查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和红四军文献资料中发现，石正前委扩大会议形成的《前委报告》是所有红四军史料中最早明确记载贯彻执行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的文献史料。

2 红四军前委石正扩大会议是红四军面临严峻考验时召开的重要会议

东江地区与闽西、赣南相邻，三个地区的革命斗争互相配合互相支持。1929年10月初，两广军阀开战，东江地区敌人兵力空虚，且群众基础比较好，党的组织比较健全，是革命力量发展的好机遇。红四军挺进东江，可能使之与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成为大块苏区。

1929年10月中下旬，红四军按照中共中央“红军全部即到东江游击，向潮梅发展”的指示挺进广东东江。红四军主力分三路从闽西苏区出发，19日开始，三个纵队先后集结梅县松源，22日，陈毅和罗欣然等也来到松源。此次挺进东江后作战，“是红四军在井冈山‘八月失败’后受到的又一次重大损失”，第二纵队补充的 600 多名俘虏兵逃跑，第一、三纵队在梅县战斗中伤亡200多人，其他减员400多人，三个纵队合计减员1200多人，比1929年一二月间，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在强敌围追堵截下，向赣南、闽西艰难转战突围时的损失更大，政治影响也没达到预期。受到挫折的战斗有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 10月21日。刘安恭任司令员的第二纵队攻打大埔虎市时“过于轻敌”，死拼硬打，不仅损兵折将，“是役牺牲了司令官刘安恭及其他重要官长二三人、士兵二十余人，伤数十人，为四军入闽以来未有之损失。”二纵队在虎市受挫，使红四军三个纵队为集中到一起花费了4天时间。而敌人已在 22 日集结于松口，使红四军失去了攻占松口直上梅城，向兴宁、五华挺进的有利时机。因此，红四军前委不得不决定转而由蕉岭、平远进入兴宁，打乱了红四军前委挺进东江行动的计划。

第二次发生在10月26日。是日下午5时，正当朱德军长在梅城孔庙大成殿前群众大会上用客家话演讲时，突然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原来是从蕉岭尾随而来的国民党军陈维远部三个团向梅县突然反扑过来，敌先头部队已经跟防守城郊的红四军排哨交火了。红四军事先并未探明消息，仓促应战，由于不明敌人的虚实，为避免损失，红四军由梅城涉水过了程江，经西南的大沙河唇，轩坑坝又过梅江，被迫撤往梅南、丰顺马图。转移的过程中，红四军“军部损失现洋3500多元，全部花名册已失去；前委失去文件多种”，但“全军安全退出”，“毙敌 50余 人”。30日，朱德在马图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根据形势改变原计划，暂不深入东江腹地，决定31日反攻梅城，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第三次发生在10月31日。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反攻梅县县城。原情报说粤军占领梅县后，只留郭思演一个教导团驻守县城。以当时红四军三个纵队的力量来说，吃掉敌人一个团是不成问题的。因此决定反攻梅县后，部队开到兴宁、五华一带活动，看时局再定下一步计划。梅县县城内实际上有国民党军两团兵力防守，且占据制高点，红四军把梅城东、西、北三面紧紧包围后，战斗首先在红军的主攻方向西门打响，因敌居高临下向我军射击，火力严重威胁攻城行动，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未能打开缺口。朱德命令将攻击目标转向北面，向城内制高点金山顶守敌发起进攻，但组织两次突击均未奏效，60多名突击队员壮烈牺牲，9支队党代表罗荣桓负重伤。战斗中，有人提出用火攻的建议。朱德表示反对，指出放火会使群众遭受损失，红军作为人民的子弟兵，不能这么干。红四军攻城战斗持续至傍晚，由于伤亡较大，为避免更大的牺牲，主动撤出战斗。此仗红四军牺牲了200多人。

红四军此次出击东江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兵员损失非常大，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士气，此时红四军面临着巨大的危险，部队思想混乱，士气低迷，11月1日由梅县撤退到平远石正，在红四军面临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刚从上海返回红四军不久的前委代书记陈毅，当晚在石正天主教堂紧急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这次前委扩大会议标志着挺进东江行动的结束，也对红四军后来发展壮大的影响很大，是红四军走向新的革命路线的发轫。

3 红四军前委石正扩大会议是古田会议的酝酿筹备

平远石正前委扩大会议后，以红四军前委名义于1929年11月1日发出由广东省委转报中央的《前委报告》（此报告11月1日并未拟好发出，而是11月2日，当红四军从平远石正撤向江西寻乌大田后才真正发出的，但发出的时间仍为石正会议召开时间——11月1日）。《前委报告》称：“中央的文件(指中央九月来信)对四军工作的指示，此间，已令陈毅同志在前委扩大会中报告，一一执行”。这表明，刚从上海返回红四军不久并携带中央九月来信的陈毅同志，在石正前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全面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的意见。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亦称九月来信，针对红四军自“七大”以来党内发生的问题和争论，提出了加强红军中党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原则意见，对统一全党思想认识起了重大的作用，也为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从《前委报告》内容可以看出，石正前委扩大会议上不仅仅总结了出击东江梅州失利的原因和教训，更重要的是以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为指针，总结此次出击东江的经验教训，理论（中央精神）联系实际，对红四军本身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的指引下，讨论酝酿纠正四军内部各种错误思想，有利于一个月后的12月28日古田会议的召开，这点非常重要。《中国共产党简史》第二章第二节：“古田会议是在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召开的。当时，……红四军出击东江失败，部队思想混乱，士气低迷，面临严峻考验”，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石正前委扩大会议是古田会议的酝酿筹备。

4 红四军前委石正扩大会议是红四军探索政治建军的质变起点

红四军成立一年多来，对建党建军进行艰辛的探索实践，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红四军是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红军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大多数。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期就认识到，“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自1929年1月离开井冈山以后，红四军艰苦转战赣南，进军闽西，连续与敌打仗，一路突围，其间缺乏对官兵的思想教育，因此在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有了发展和滋长，主要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倾向，特别是单纯军事观点。红军的官兵、特别是一些军事长官来自旧军队，带来了一些军阀作风。一些官兵不习惯于做创建根据地的艰苦工作，不习惯于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原则，不习惯于政治工作地位的提高。他们认为毛泽东强调党对红军的领导，是实行集权制，是搞家长制。他们不主张创建根据地，而主张走州过府、流动打游击，吃吃喝喝。他们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把红军的任务看成只是单纯的打仗，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以及削弱党的领导。当时尚处于幼年时期的红军领导机关对这些错误思想既缺乏坚决的斗争，又缺乏对党员正确路线的教育，从而使这些错误思想得以滋生和蔓延，严重地妨碍着红四军正确地执行和完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赋予的任务。

红四军出击赣南、闽西后，在军队建设问题上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一些不同看法，又因中央不合时宜的二月来信影响和刘安恭带来的“一种形式主义理论” ，加剧了红四军党内的激烈争论。1929年6月8日白砂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借给林彪复信的形式，历史地、全面地分析了红四军建立以来的情况，指出了红四军内存在的14种错误思想和问题，特别指出党的领导权在四军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同年6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由于缺乏正确的政治观念，会议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反对流寇主义和坚持党的集中制领导原则等正确意见，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部队遭受严重损失。9月下旬，红四军在上杭召开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继续就建军原则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开了3天，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反而使极端民主化更加严重，错误思想泛滥，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

红四军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于10月中旬开始挺进东江行动，11月1日，红四军撤退到平远石正时，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首次总结了出击东江失败的经验教训。主要原因有三：“（一）……（二）……（三）四军八、九、十三个月中前委机关不健全，毛同志去地方养病，陈毅同志去中央，前委只余朱德同志一人，因此应付不开，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以历史发展的角度和更加宽广的视野来看，“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是最重要的原因。通过前委石正扩大会议对出击东江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思，红四军对本身存在的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大家统一了认识，特别是使红四军领导层和广大官兵认识到，红四军“七大”以来毛泽东提出的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动群众，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的主张是正确的。同时以中央指示精神为指引，正式酝酿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和问题。这为开好此后的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打下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失败乃成功之母，总结失败教训，乃是走向成功、胜利的开始。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纵观红四军诞生以来对建党建军的不断探索实践历史，我们可以这样说，红四军前委石正扩大会议是红四军探索“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质变起点。

主要资料来源：《红四军来梅资料汇编》《红四军梅城战役史料汇编》等。

（作者系中共平远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